陈文胜:中国三农学界的三大群体-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提要:“三农”问题研究，中部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的三农学术研究就应运而生迅速“中部崛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中群体”。北京既是国家政策的“集散地”，又是各大学府和思想库的集中地。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研究人员，都在全国占有绝对多数，是无可争议的“三农”学界“北京群体”。县乡干部处于三农矛盾的最前沿，对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化反应最为敏捷。实践的需要迫使在现实的矛盾中去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寻求解决方法，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县乡群体”。

自从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以后，研究三农的文章汗牛充栋，研究三农的人员数以万计。作为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笔者并非专业的三农学者专家，作为在乡镇工作的业余理论爱好者，对中国三农学界进行一个方面基本概括的尝试。由于掌握的资料信息不很全面，仅仅只是简述武汉、北京、县乡的三大研究群体，作为对三农学界一个不自量力的分析。

一是以华中师大和华中科大为基地的“华中群体”。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研究中国革命就不可能不研究农民革命，研究农民革命就不可能不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中心的中部地区农民。同时，中部的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要想实现“中部崛起”，难点在三农，而希望也在三农。作为没有区位优势和先发优势的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具有决定作用；而且对于全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因此，对于三农问题研究，中部省份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三农学术研究在中国三农学界就应运而生，迅速“中部崛起”，形成了“实证研究”这样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并以华中师大和华中科大为基地组合成为了一个在全国享有盛名的学术梯队，笔者称之为“华中群体”。

以实地调查为研究起点，并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农村现实的乡村实证研究，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果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并引起了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我国最负盛名的三农问题研究基地。对于该中心而言，更令人称颂的是，拥有一个数代人共同努力的学术梯队。不仅拥有一大批知名的三农学者如张厚安、徐勇、项继权、吴理财、邓大才、王习明、仝志辉（从思想倾向上可以归入“华中”）等，就是国家社科院的于建嵘和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贺雪峰、吴毅、董磊明等，均来自这里。

作为国家人文社科领域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可以说是该中心现在“三农实证研究”的旗手。他是在辛秋水和张厚安之后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继张厚安提出“乡政村治”和“理论务农”的田野研究后，他重新提出了“村治”概念，并带领这一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城乡统筹、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民主合作。他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代表着他在“农村村民自治”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中正平和”是他学术观点的总的特征，因而，他的学术理论基本上是政策性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有人对笔者说，现在湖北省乡镇改革的“乡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他的理论影响。

在中国三农学界享有盛名的于建嵘，尽管现就职于国家社科院，但无论他作为徐勇教授的嫡传弟子，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与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实证研究一脉相承，都无疑应归属于“华中群体”。他以自己的《岳村政治》，从政治危机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三农问题，以大胆揭露农村基层治理的危机而引起朝野注意。

华中科大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虽新创不久，却迅速引起了三农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代表人物之一的贺雪峰认为: 检验学术水平的标准，不是西方期刊是否发表，而是对中国农村本身的解释是否到位，理解是否合理，而是能否正确理解中国当今农村的处境及其原因，未来农村发展的方向及可以作出的选择。很多人认为，贺雪峰没有某些学者的那种煽情,不象某些学者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西方那些正在竞选的政客!因为他没有把自己作为正确的化身，也没有刻意去当农民利益的代表，做一些廉价的谴责， 35 42705 35 15274 0 0 2242 0 0:00:19 0:00:06 0:00:13 3149他关心的是人们认为需要的东西如何能够从中国现实土壤里生长出来。毕竟假定农民需要什么是容易的，困难在于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正是因为他与费孝通先生一样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与费孝通先生一样极易被基层接受。他的《新乡土中国》，带着浓厚的中国国情意识，以社会改造为导向，又摈弃了道德主义的进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基层的三农实践者，均予以高度评价。

作为徐勇领军的“华中群体”，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应该说是对费孝通的“实地调查”理论的发展，这无疑对“华中群体”的理论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江村经济》确实是公认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对费孝通的一些观点，学界也存在着争议。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架构“长老统治”津津乐道。事实上，写作此书的时候，随着传统道德价值的崩溃、政权的不断下移和城市文明的崛起，大部分乡村的现实经验已和书中的描述已经相去甚远。所以，尽管田野调查确实要胜过呆在书斋里的学者，但是否能够触及乡村的脉搏，很值得怀疑。有学者指出实证研究的缺陷是：“一是伪实证，即研究者以习得的成套理论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为眼镜，在实证调查中不恰当地裁剪和取舍事实，不仅使实证材料成了先入为主的理论之奴婢，还使调查对象以片面的面相呈现给读者；二是实证主义，即研究者对描述的对象缺乏一种整体的视野和超拔于具体事实的理论关怀，不能以理性的思维对材料进行学术整理和表述”。个案研究的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现实的误判。作为长期从事实证研究的贺雪峰，也敏锐地看到其中的问题：“即许多研究看起来是实证的，但其实不是。研究中主题先行仍然严重。结论不是通过调查研究得来的，而是事先就差不多有的”。特别是一些学者,先形成观点,再补充证据,而非先寻找证据,再得出结果。
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的三农问题研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总体结论的基础，且容易造成误判。正因为如此，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正不断在全国各地建立研究基地，希望以此来克服个案研究的不足。

二是以“府院”为基地的“北京群体”。由于北京占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区位优势，既是国家政策的“集散地”，又是各大学府和思想库的集中地。因而，北京的学者专家不仅政治灵敏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地方的学者，而且资源占有度也要明显多于其他地方的学者。在三农问题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很多学者纷纷投入三农研究领域，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研究人员，都在全国占有绝对多数，是无可争议的三农学界“北京群体”。

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北京的学者专家很多，研究机构也很多，难以一一概述，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府院体系”和民间机构。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一是中央的各政策研究部门，其中的知名专家有杜润生、杜青林、杜鹰、唐仁健、汤胜洲、陈锡文、李炳坤、韩俊、赵树凯、王梦奎等，就是在人民大学的温铁军也来自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二是中国社科院和在京的各大高等学府的研究机构、以及民间研究机构（知名的如天则研究所、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等等）。其中影响大的学者有陆学艺、秦晖、潘维、姚洋、党国英、周其仁、张晓山、林毅夫、厉以宁、左大培、茅于轼、胡星斗、仲大军、何慧丽等等。作为三农问题研究的“北京群体”，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分为“经济解读”和“政治解读”两大主流。

“经济解读”派，从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开始，主要以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经济的研究为主流。而其中又有两大体系，一是主张学习欧美为主，一是主张学习苏联为主。但是，欧美和苏联的人均土地均远远高于中国，因此，有人认为，他们关于农业大规模经营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要以私有化为条件来实现的农业大规模经营，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不能转移更多的农民的国情下，只能是“盆景三农”理论，在普遍意义上来说，不具有“中国的国情意识”。其中厉以宁的《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引发了三农学界的一场论战。该文认为，中国农村有8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矿，若要开发，只要土地入股，就可以启动农村市场，整个中国的市场也就启动了，也就可以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和股份制的办法让农民富裕起来。厉以宁先生因此被称为“厉股田”。周其仁是土地私有化的代表，他在《农地制度以俄为师》中认为：中国的土地集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土地流转制度也将以俄罗斯为师，把农地流转的主体从“集体”改为“农户”。也就是全面将土地私有化，以完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资源利用。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以温铁军为代表，他认为，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农民就会增加投入，这是痴人说梦。他在理解温家宝总理的治理思想时说，温家宝总理强调的农村生产力，应该是特指2.3亿小农户，其中40% 是纯农户，37%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也就是说，我国77%的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就是无法与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因而要高度重视我们的“国情”：人地矛盾！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实行私有化，私有化的一系列后果就只能假定不会发生。要效仿俄罗斯进行私有化，应该把我们的农村问题与俄罗斯的农村问题进行比较：俄罗斯地广人稀，适合大规模的农业，这就是俄罗斯当年并没有真正包产到户的原因。为了人口的增加，并且有效的利用辽阔的土地，俄罗斯的私有化有他的一定合理性。而对于我们而言，数亿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对于他们最主要的是生存的压力，因而土地在中国是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因此，如果将土地私有化，土地的兼并将不可遏止地爆发，按照土地上资本集中的原理，开始又重新形成地主阶层以及雇工阶层，如果地主阶层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而大规模的机械化，将导致几亿人口没有土地没有工作。各朝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口号“均田地”此音未了，却有人重提土地私有化，以8亿农民而不足俄罗斯的1/4的土地去效法俄罗斯；失去土地的人，如果城市无法接纳，是否能够沉默的生活下去，还是揭竿而起？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农村的问题，并不是土地所有权问题，而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而导致的社会发展断裂问题。因此，要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并不是产权的问题；需要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平等与保障。

“政治解读”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制订开始，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会的构建为主流。其中也有两大体系，一是主张用“民主”“人权”来解放农民，取消乡村政权，用“官退民进”来重建无政府的乡村社会，如希望建立农会，成为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政治理想”，人们习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一是主张用行政权力来组织农民（如合作组织），提高农村社会的合作能力，如主张把乡镇政府变回为县派出的“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主张在乡镇和村委会实行党政合一的“一肩挑”，希望借“合作社”来还“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魂，时称“新左派”。在“政治解读”上，争论的热点莫过于是否撤消乡镇的了。随着“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贯彻落实，农民负担大幅下降，但农民增收的前景却依然暗淡。由于远非学者的智力所及，于是三农问题讨论的热点由“减负增收”转向了“乡镇改革”。如胡星斗的《为什么我主张撤销乡镇政府》一文就引起了学界甚至政界的大讨论。赞成者认为，可以减少权力的中间环节，有利于民主建设；在乡镇实行农民自治，可以让农村的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权力的直接来源；在中国古代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县以下的农村是由家族、乡绅治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官退民进”，撤销乡镇政府，将有利于活跃农村经济，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因而完全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然而，持不同意见的认为这是违背《宪法》精神，是惟恐天下不乱！所谓“中国古代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县以下的农村是由家族、乡绅治理”，以及“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也只有一二十个办事人员”等等，这是复古和倒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中国目前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发展体系，不是简单的象牙塔，金字塔倒过来岂能站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改革创新才是根本出路，要寻求合理的制度设计，而不是简单的“釜底抽薪”。中国农村人口有8亿之多，假如无政府主义在这一层面蔓延，才是动摇执政基础的最大危险！对于乡镇如何定位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通过对10省（区）20个乡镇的实地调查，凭着当任过县委副书记的基层工作经验，完成了《乡镇政府的权力体系》，《困局中的乡镇财政》，《乡镇政府的机构与变局》，《乡镇政府的改革迷途》，《虚弱的乡镇权力》等一系列关于真实世界的乡镇问题报告。他的调查认为，乡镇政府的权力体系是残缺而虚弱的，内部单位的人事管理缺乏自主,垂直单位的存在则基本上掏空了乡镇政府职能的实质内容；债务的形成是上级政府问责体制造成的；目前的乡镇改革从表面上看乡镇机构是减少了，但精简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财政开支也并未减少。因此，他认为目前的乡镇机构改革未能正视三大矛盾：乡镇机构撤并与县市政府职能转变迟缓的矛盾，乡镇财政吃紧与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矛盾，乡镇干部减员无序与人力资源结构失衡的矛盾，造成了“机构减少，开支反增”的怪现象。笔者不由得进一步联想：会不会一方面因减少行政成本需要尽可能减员增效；而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社会不断的现代化，农民将需要内容更多范围更广的公共服务又不断地要求增人呢？
在“北京群体”中，陆学艺是最有影响的三农学者之一，他的三农研究是“两头”之间的学问，即一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农村政策，另一头是农民的创造经验和农民的要求。在陆学艺关于三农问题的三本主要的论文集如《“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里，都是“吃透两头”的精湛之作，是向农民学习，从调查出发，采用“反弹琵琶”的辩证方法，为政策而作的学问。该书收集了作者自1989年到2001年之间，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他用哲学家的思考，社会学家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以科学实证的研究态度，全面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农”问题的发展和演变。

而温铁军则被称为是一个用“脚”来研究解决三农问题的学者，认为规范性的学术研究越精致化，就可能会离客观现实越远，书斋学者这样研究下去，就可能难以解释现实。他提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于是温铁军沿着当年晏阳初、梁漱溟先生的足迹，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进行“新乡村建设”实践。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他因此被CCTV评选为2003年中国十大经济人物。

而对“新乡村建设”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包括晏阳初和梁漱溟在内的心智垦殖，善良愿望的社会改造方案，如果没有成本约束，也就不可能具有推广和普及的可能。其中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吴理财为代表的观点是: 在这些“乡村建设”的学者中，有许多人带着某种先在的“理念”、“知识”或“技术”来改造“落后”的乡村。显然，在他们眼里，中国农村是应予改造的“客体”；中国农村问题之解决，被简化为是否愿意引进“先进的”技术或制度。于是，各种形式的“文化下乡”、“送法下乡”、“民主下乡”或“制度下乡”纷至沓来，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类似的“下乡”活动就持续不断。说到底，是因为这些研究者没有建立自觉的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意识”，根本没有把中国农村当作“主位”来研究。他们怀抱着各种理想、信念、道德主义情怀进入中国农村；但是，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农村是否需要谁来“拯救”呢？
“北京群体”理论素质无疑是非常过硬的，加上紧靠国家的权力中心，因而他们喜欢使用在理论指导下进行资料分析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就难免会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布道”和“传教”的倾向性。

三是在三农第一线实践的“县乡群体”。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常青；因为理论需要实践来验证，而实践不需要理论来批准。实践最需要的地方，也是理论发展最有前途的地方；也只有来自实践的理论才是人类正确的认识。县乡干部处于三农矛盾的最前沿，对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化反应最为敏捷。一方面县乡政府是农民的政府，生存的基础在农村；而另一方面县乡政府是国家的权力在农村的代表，是农村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而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政府与农村民众的矛盾焦点，改革的动力最大，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现实需要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实践的需要迫使他们在现实尖锐的矛盾中去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寻求矛盾的解决方法，加以总结形成理论，并迅速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实践中丰富多彩的素材，成为他们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作为在三农第一线实践的县乡干部，对于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县乡群体”。
自李昌平和马银录惊世以来，一大批县乡干部的理论研究，在三农学界异军突起，人数之多和分布的地域之广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敢于批判权威，勇于质疑主流，给整个三农学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和创新的动力。与一些专业的学者专家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仅在三农第一线实践三农，而且在三农第一线研究三农；既有实践经验和实践能力，也有理论功底和研究能力。长期在农村基层的工作经验，使他们的三农理论研究能够更加紧密地与实践结合、与基层结合、与政策结合，特别是与现实需要结合。

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简直是石破天惊，使三农问题迅速升温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把三农问题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李昌平”三个字成为了为农民说话的划时代标志。李昌平先后四次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是一个比学者更理解农民的人。他针对三农学界对农村实际问题缺乏解释力的问题，呼吁《给农民休耕的权力》、《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慎言土地私有化》。在《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中认为，我国农村改革就是革除高度计划和高度集权的体制弊端，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的体制，要完成这个改革过程，有三步要走：第一步放活农民；第二步放活基层组织；第三步放活基层政府。在《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中认为，三农问题集中表现在基层，产生问题的原因并不都在基层；乡镇改革不是削弱乡镇而是加强乡镇；乡镇改革的核心是转制——建立“民本位”政府。乡镇政府是中央、省、市、县政府的影子，对上面负责——一级对一级负责是制度规定的。如果做定量分析（如贪污腐败的比例和程度、吃苦精神、付出的劳动和报酬等等），基层的干部绝对不是最坏的官。如果这个国家面对危机的时候，能够组织人民、动员人民、与人民同生共死、与国家共存亡的绝大多数干部一定是乡镇干部。乡镇机构改革应该是放权，而现在很多改革的研究者总是摆脱不了“皇权”思想，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开“集权”的药方，这样的药方只能制造“回光返照”的效果。

李昌平的观点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人人都不说真话的情况下敢于说真话，重要的是他把中国三农问题这件“皇帝的新衣”在整个社会面前说破。作为一个不按规矩出牌敢于违背官场“潜规则”而舍弃乌纱帽的乡党委书记，他的勇气比智慧更为可贵！在当今的中国，象他这样敢于说真话的能有几人？他揭示的社会问题，要以牺牲的个人利益 为代价，不同于有些学者的学术研究是不包括自己在内的、要以牺牲数千万人的利益为代价；因而，笔者把他称作是一个可敬的“天真现实主义”者，对于官僚体系，他是天真的；而对于中国社会，他是三农的普罗米修斯，发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公则千古，私则一时。尽管李昌平说真话而为周边环境所不容，牺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他的名字因此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时代标志，是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英雄！但是，说真话的代价就是在公务员的队伍中要被淘汰出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中共白水县委组织部长马银录的驻村手记《向农民道歉》，讲述了以事件形式存在的农村社会问题：农民何以对抗乡政府?是政府作为的问题还是农民是“暴民”?针对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马银录带领工作组背着铺盖卷，驻村96天，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对不起农民，我们必须向农民道歉。回顾历史，不论是从革命的观点还是从建设的观点看，农民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进入21世纪，面对当前凸显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向农民道歉”是一个历史的、沉重的话题。在今天所凸显的现实性，使得我们不能不思考现行乡村治理体制下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如何实现、党性和人民性如何统一这个既敏感又重大的现实问题，也使我们不能不对现行治理体制的绩效展开评价。提出了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尖锐焦点：即现行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应在哪里，是上级组织还是它治下的每一个公民百姓? 对上负责是行政原则，然而当上级决策和实情民意不相符合的时候，我们是熟视无睹、一味对上“负责”，还是反映实际、帮助上级纠错? 一个更深入的话题就是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乡镇一级只有执行政策的权力，根本就没有权力去替村民减掉这些上级规定要缴的税。只能够把事情向上级主管部门层层反映，通过种种渠道向上级层层报告。在上级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可以减掉这些农民的税的时候，就得按照各县、镇领导与上级领导签定的责任状，想法完成自己的任务，要不就是“不作为”。有个乡镇干部在网上尖锐地指出，一些高官要员虽然“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照讲不误，但他们的行踪却永远偏爱发达的异国他乡和先进的沿海城市，很难走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穷乡僻野去体验三农情怀。一方面要靠基层干部去稳定农村，一方面又不愿给基层干部以生存保障；一方面要给农村以利益，一方面又不想让自身生存的城市受拖累；一句“上级财政有难处”，就足以让所有给三农问题开药方的人万丈豪情立刻烟消云散。
由于从事三农研究的县乡干部难以胜数，其中又有不少人的文章以笔名发表而隐去了真实姓名；还有不少人如华中师大的吴理财、邓大才、张英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等等，多已从县乡基层转入了高等学府或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所以，就很难以进行全面归纳。颇有影响的如风云一号，他用数月时间调查研究、数易其稿写成的《透视农民负担——一个乡干部的万语千言》，以农民负担为主线，从财政税收任务、乡统筹和村提留、涉农收费、农用物质和农产品、集资和罚款等五个方面来分析农民负担的现状，全面反映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是来自农村第一线的工作实践和观察思考，提供了解农村现实状况的原始资料和真实数据。张艾春的《乡镇政权——是非功过谁评说？》，对一些主流学者的“乡镇政府的功能实际上只有两个，收税和上传下达，在乡村社会起个召集人的作用”提出质疑：这些专家、学者对乡镇一级政府完全缺乏了解，如果让他们来主导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在围绕农民增收、产业升级、社会稳定、社会公正、社会救助、社会服务、农村发展和人口控制等方面，新时期乡镇政府有大量的、十分繁重的工作要做，单以“收税”和“上传下达”来定位新时期乡镇政府的职能是非常片面的。玉壶的《三农问题有多少可以归罪于乡镇》、《解决三农问题乡镇政权无可替代》、《解开三农问题的死结：放活乡镇》等“乡镇系列”，对乡镇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朝野全盘否定乡镇的大背景下逆流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者共收到了200多封读者的电子邮件，100多封读者的书信，得到了二十多个研究三农问题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的支持，引起了有关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联合国的官员和国务院的文件执笔人员来信来电与他探讨有关乡镇问题。还有欧阳中球的《农村问题，财政包干是祸根》、《农业税取消以后，乡镇是否有必要保留》，周绍金的《乡镇政府存在质疑及国家基层政权构建设想》，张晓冰的《对农民让利——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笔记》，等等，这些文章不仅被各大主流媒体刊载，而且在网上广为流传，并逐渐形成了主流的声音。

以李昌平、马银录为代表的一大批县乡干部，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他们对三农问题的感受深度，以及对三农问题的本质把握，远非一些学者在互联网等传媒上搜集到的数据资料和几次乡村调查所能比拟的。正如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党委书记张晓冰，在致曹锦清教授的一封信所说的那样：要懂得中国，要了解中国，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地调查访问，是根本不行的，必须到农民中间去，与他们共同生活至少3年的时间。毛泽东只所以那么了解农民，那么会组织农民，正是因为他本来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有比他人更加深刻地认识。

由于基层工作的事务性和地域性，“县乡群体”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社会的快速变化，每天都会有新问题新矛盾，往往对昨天的问题还没有及时归纳总结，今天就要立即面对新情况新形势；因而实用主义思想比较严重，重方法重目前，轻战略轻长远，喜欢调和与折衷，注重政策与现实之间、理论与实际之间、上级与群众之间的平衡，哪一方强势就偏向哪一方。因为处在体制内，特别是县乡作为国家的代理政权，“县乡主力”大多处于欲说还休的状态，李昌平、马银禄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此文刊于《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国三农研究的群体特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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